从张一力的窗口望出去，是茶山蜿蜒绵长的曲线。这半年，身为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的他，常望着这样的轮廓若有所思。
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张一力刚合上案桌上的《海外华人跨国公司成长新阶段》。新阶段——这也是每天几百个从他脑海中飞闪而逝的念头中，最频繁出现的词汇。
“温州该怎样应对发展的新阶段？”他也对记者抛出这样的问题。当下，做了十几年温州企业家研究的张一力还没有找到关于“新阶段”的终极答案。在他看来，不仅是温州缺少制度上的创新，制度创新更需要一个崭新的名为“温州”的城市——这个“新城”至少应该好到足够让人才流连忘返。
一、温州模式优势已逐渐失去
见到张一力，记者开门见山的第一问题就是“对于温州上半年经济增速只有5%，排在全省11市倒数第一，你怎么看？”在外界眼中，这样的成绩单严重拖了全省7.4%增速的后腿。今年上半年，杭州、宁波、绍兴这三大总量巨头的增速都是7%以上，而去年同期，温州GDP增速还有10%。
“对于温州的连续观察可以发现，民营经济已经处于30年来的低谷期。今年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逆势增长的产业，不光工业、财政是负值，上半年的飞机客流量也是负值，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信号，1-7月份整个出口下滑了8%。”望着满腹疑惑的记者，张一力却非常淡定地表示“不意外”。在他看来，深层解读温州模式，可以发现政府引导的创新能力本就不够。“原先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，对早期快速发展来说没问题，所以冒出了各种小企业，但民企平均企业规模比全省平均规模要小，一般都在200多亿，不能形成规模效应。而政府引入跨国投资严重不足，产业政策不够明晰，企业只是单纯逐利。”
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建军认为，这是源于温州过去的优势比如民营经济发达等，其它地区很容易模仿，温州的区位和资源缺陷却无法弥补，“苏州紧邻上海的区位条件，温州就没办法学习和模仿，苏州的开放程度也高于温州。”
“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虽然没有特区之名，却有特区之实。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，温州地方的政府官员和精英阶层主要是由本地人构成，他们有独特的社会网络和地方特征的官商场文化以及利益获取机制，将地方利益最大化，这是当年的先发优势。”陈建军分析，“当年这样由地域特性支撑起的发展基础，比方温州语言，非温州人听不懂，但温州人基本能听懂中国绝大多数地区语言，这可以使温州在外部信息交换过程中获得更多‘自治权’，但在当下市场环境中，却开始形成文化和信息沟通的封闭性，反而成为温州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