错过“四万亿” 温州激光只能是“补课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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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张一力的窗口望出去,是茶山蜿蜒绵长的曲线。这半年,身为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的他,常望着这样的轮廓若有所思。

  接受记者采访时,张一力刚合上案桌上的《海外华人跨国公司成长新阶段》。新阶段——这也是每天几百个从他脑海中飞闪而逝的念头中,最频繁出现的词汇。

  “温州该怎样应对发展的新阶段?”他也对记者抛出这样的问题。当下,做了十几年温州企业家研究的张一力还没有找到关于“新阶段”的终极答案。在他看来,不仅是温州缺少制度上的创新,制度创新更需要一个崭新的名为“温州”的城市——这个“新城”至少应该好到足够让人才流连忘返。

  一、温州模式优势已逐渐失去

  见到张一力,记者开门见山的第一问题就是“对于温州上半年经济增速只有5%,排在全省11市倒数第一,你怎么看?”在外界眼中,这样的成绩单严重拖了全省7.4%增速的后腿。今年上半年,杭州、宁波、绍兴这三大总量巨头的增速都是7%以上,而去年同期,温州GDP增速还有10%。

  “对于温州的连续观察可以发现,民营经济已经处于30年来的低谷期。今年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逆势增长的产业,不光工业、财政是负值,上半年的飞机客流量也是负值,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信号,1-7月份整个出口下滑了8%。”望着满腹疑惑的记者,张一力却非常淡定地表示“不意外”。在他看来,深层解读温州模式,可以发现政府引导的创新能力本就不够。“原先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,对早期快速发展来说没问题,所以冒出了各种小企业,但民企平均企业规模比全省平均规模要小,一般都在200多亿,不能形成规模效应。而政府引入跨国投资严重不足,产业政策不够明晰,企业只是单纯逐利。”

 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建军认为,这是源于温州过去的优势比如民营经济发达等,其它地区很容易模仿,温州的区位和资源缺陷却无法弥补,“苏州紧邻上海的区位条件,温州就没办法学习和模仿,苏州的开放程度也高于温州。”

  “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虽然没有特区之名,却有特区之实。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,温州地方的政府官员和精英阶层主要是由本地人构成,他们有独特的社会网络和地方特征的官商场文化以及利益获取机制,将地方利益最大化,这是当年的先发优势。”陈建军分析,“当年这样由地域特性支撑起的发展基础,比方温州语言,非温州人听不懂,但温州人基本能听懂中国绝大多数地区语言,这可以使温州在外部信息交换过程中获得更多‘自治权’,但在当下市场环境中,却开始形成文化和信息沟通的封闭性,反而成为温州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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