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当时我过去的一个客户，香港客户，需要订激光打标机设备。他准备向德国定购，刚好跟我谈起这件事，因为此前我一直帮他维修激光打标机。要知道，国外的激光打标机是非常贵的，8万美金，而且外国人并不很重视远东市场，比如说设备要是坏了，需要提前8周预约维修。这几乎是一个笑话，因为设备一直都安在生产线上，一刻也不能停，否则整个生产线都要停下来。香港这方面的技术人才又少，我就一直给他的公司大量做紧急维修和维护。他很信任我，而且我们聊天彼此都感觉很舒服。我们经常聊哲学。”
这个香港人是一个白血病患者。“他看破了很多东西，并且对道家思想非常着迷，而我本人也具有这种哲学倾向。”高云峰说，“人和人是很奇怪的，当你们在意识形态层面很接近时，你们可以在短时间积累起非常大的信任感。当我听说他向德国订机器的事的时候，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，我向他吐露了我的冲动：把给德国人的30％预付款给我，我给他做一个公司出来，三个月内把机器做出来，运转正常地交付给你，并且算你入股公司。”
这个香港病人也许是高云峰人生最重要的“贵人”之一。香港人用一种“道家虚无”的精神来看待他和高云峰之间即将到来的合作。“香港人说，我把预付款给你，你公司股份我一股不要，大家是朋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如果机器做不出来，告诉我一声即可，不用还钱了。”高云峰早几年前回忆说：“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好人还是很多的。这个香港客户在1999年去世了，他激发了我的潜能，可惜，他没有看到大族激光和我现在的成就。”
这个故事的结局是，高云峰发动深圳的同学和朋友，一起加班加点工作，在3个月内把机器做成，保质保量地交付了。“这是我的第一桶金。1996年，我就用这一桶金迅速注册了公司大族实业。我持有100％的股权。有效注册资本全部来自于香港人最后支付的8万美金。”
高新投的风险投资
大族实业一直苦苦忍受现金流不足，应付账款过高的苦恼。“这同我们装备业的行业特点有关。因为货款金额大，国内金融租赁业务又不发达，导致我们的现金回笼非常不及时，公司也在摇摇摆摆中前行。”
高云峰说，“1997年是我们最难过的时候，我们缺钱缺到了顶点。我将公司的金杯面包车典当，给每个员工发了1千元回家过春节的路费。我当时就在想，我们需要一笔巨大的融资来摆脱这个局面。”
恰恰是在1998年，也是为了效仿“硅谷”的成功，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成为各地政府热衷的“政绩”之一。当时深圳市成立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公司，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的问题。
高云峰清晰地记得自己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的兴奋，挎着一个黄军包，手握一张报纸的他兴冲冲跑去找高新投。“我将一大群老总请到我们几十平米的办公室，我们的办公条件让他们很难受，但我的产品让他们很激动。他们决定向我们风险投资。”
但是，高新投提出了两个条件，这两个条件让高云峰感到不公平和为难。他说，“国有资本和一个个体户之间的条款不可能是平等的。”
高新投的两个要求是：一个是要控股，即在新成立（高新投和大族实业共同投资的）大族激光股权结构里，高新投要占大头，即控股51％。另外一个是以净资产的价格作价，大族不准溢价转让股权。
“他们的理由是，高新投是政府的，如果是小股东，面子上过不去。在你这么一个小公司里还做小股东。另外，如果溢价购买股权的话，外面会有人讲闲话的，猜疑高新投的人和大族勾结，把溢价的好处捞到自己的口袋。”
高云峰说，“其实，我真的不是很情愿，但也没有办法。我们公司当时的利润都有几百万，属于非常好的企业。我最终还是被当时高新投的副总蔡凡说服了。”
不过，高云峰还是做了一个“埋伏”，他要求，如果大族激光的净资产从高新投入股后的860万在一年半之内变成2000万的话，那么高云峰就可以从高新投手中买回2％的股权，使高本人能持有51％，拿回公司的控制权，高新投同意了这个要求。“他们认为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。”高说。
